1886年，法国军队在侵扰越南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将部队推进并驻扎于镇南关一带，并公开宣称将进一步进攻中国广西地区，其军事姿态极具挑衅意味。 然而，法军在推进过程中却遭遇了一支被称为土匪兵的武装力量的持续骚扰与牵制。这支力量行动灵活、行踪不定，犹如水中泥鳅一般难以捕捉，使法军在多次围堵与搜剿中屡屡受挫，一直处在被动与焦躁状态。 在持续的对抗之后，法军终于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成功抓获了该支武装的首领，并将其移交给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处理。 苏元春出于稳定局势以及平息法军压力的现实考量，决定对该批被俘人员实施严厉处置，计划将全部人员处以斩刑。在执行过程中，已有二十三人被依次处决，当刽子手走到首领面前并准备继续行刑时，刀锋高举的一瞬间，却出现了意外的停顿。 只见该首领目光凌厉而冷峻，其视线并未停留于刽子手，而是转向苏元春及其家属所在方向，眼神中所蕴含的威慑与暗示意味不言自明。 面对这一突发情形，苏元春情绪剧烈波动，随即急声制止道：住手！此人不杀，放走！
周围官员对此举大为震惊。该首领长期被视为地方不稳定因素，清廷方面亦曾多次围捕未果，如今已擒获却突然释放，实在难以理解其决策逻辑。 苏元春随即解释称：此人留着还有用，日后必成大才！ 多年之后的历史演变似乎印证了这一判断：该首领在二十五年后成长为地方重要军事人物，其部属中甚至包括后来显赫一时的李宗仁。由此引发一个问题：这一被视作土匪头目的人物究竟是谁？苏元春又为何能够在当时做出如此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在更早的成长阶段，即所谓的聚义绿林时期，陆荣廷在十六岁之前几乎依靠行窃与乞讨维持生存，成为其主要的生活方式。 他一岁时，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去世，使原本贫困的家庭进一步陷入困境，仅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其母欧氏性格柔弱，在丈夫去世后不仅难以维系生计，还遭遇家族亲属对财产的侵占，使其处境更加艰难。 在生活上的压力下，欧氏改嫁至同县他人。然而由于当地存在不允许前夫之子随嫁的风俗，年仅两三岁的陆荣廷被暂时托付给邻居代为抚养。
尽管后来欧氏在再婚家庭中生育子女，并慢慢地减少与陆荣廷的直接往来，但其仍持续向抚养邻居提供经济支持，使陆荣廷得以进入学堂接受基础教育。 然而命运的变故再次加剧。在其十岁时，欧氏因病去世，家庭关系链条随之彻底断裂，陆荣廷自此陷入孤立状态。 由于经济来源中断，邻居亦无力继续抚养，他被迫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开始在社会底层流浪求生。 在年幼且缺乏技能的情况下，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可以通过小规模盗窃维持基本生存，长期以偷取食物为主要方式度日。 随着相关行为在县内传播，他逐渐被商户列入回避对象，一旦接近店铺便会遭到驱赶，甚至频繁遭受殴打。 但由于过早进入社会环境，其心理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早熟特征。他曾组织一批同样处于贫困状态的儿童共同偷窃玉米、鸡鸭等物品，并在事后进行相对均分的分配机制，因此在这群孩子中逐渐形成类似首领的地位，被称作大哥。
至十六岁时，陆荣廷意识到单纯依靠偷窃与乞讨无法维持长期生存，于是尝试进入伞铺担任学徒，以期改变处境。 然而，其性格中强烈的自主性与不耐拘束的倾向，使其难以适应长期、规范化的技艺训练。拜师仅一个多月后，他便选择离开该行业并返回原有生活路径。 离开伞铺之后，他再次回归盗窃活动，并将所得资产金额的投入赌博场所，形成获取—挥霍—再度盗窃的循环模式。 至十七岁时，由于其行为在地方上引发普遍不满与排斥，他被迫离开龙州地区，开始向外地流浪。 1885年，法国军队攻陷镇南关，其军事行动已逼近广西，仅需一至两日行军即可抵达腹地。在此背景下，法军甚至在关前竖立标牌，宣称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以示军事优势与心理震慑。 与此同时，清朝地方防务体系却出现严重动摇。原本负责防守的广西巡抚在未交战情况下即选择撤离，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消息传至京师后引发朝廷震动。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主动请缨，在民间组织武装力量，成立景字营，以抵抗法军入侵。 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陆荣廷加入该部队。他此前在邻里环境中习得一定射击技巧，具备较为突出的枪法能力，因此在作战过程中表现活跃，很快获得唐景崧的认可与重视。 然而由于清廷在外交与军事压力下不断妥协，该武装力量最终被迫解散，陆荣廷再度回归流浪状态。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官方随后将曾参与抵抗的人员定性为游匪，并下令进行清剿，使这些曾短暂参与抗敌的人陷入被动处境。 这一政策转变使陆荣廷极为愤懑。他因此立誓自行组织力量，对抗外来侵略者，并尝试建立属于自身个人的武装体系。 尽管周围多持嘲讽与怀疑态度，但他随后确实开启了所谓绿林生涯。
在离开军队体系后，他与数名同伴结成小型武装团体，主要在山林地区活动，对运输的走私队伍以及落单的法军人员实施袭击。 在一次行动中，该团体缴获大量，由此获得初始资本，并购置少量枪械，逐步实现武装升级。 随后，他们利用武器优势继续针对商人发动袭击，并吸纳周边村落中的部分青壮年加入队伍。 在动荡时代背景下，秩序瓦解与武力扩张相互叠加，使得地方权力结构不断重组，有枪则有权的逻辑逐渐显现。 随着掠夺规模扩大，该武装力量人数持续不断的增加，鼎盛时期甚至达到上千人规模。 为维持组织运行秩序，陆荣廷制定了三项核心规则：其一，不得抢劫中国人，即便对象为名声不佳的商人亦不得侵犯，但对贩卖者不在限制范围内；其二，不得欺压贫困群体，同时可吸纳合乎条件的青壮年加入队伍；其三，不得针对越南地区民众采取掠夺行为。
他本人对此解释为：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对人家动心思，要打劫就去远一点嘛！ 此后数年间，该武装主要是针对法国侵略军及其相关补给线展开行动，持续获取武器与资金。 由于其行动对象具有明确针对性，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将其视为主要打击目标，而越南边境地区部分民众甚至在暗中提供粮食支持，使其队伍在民间被称为义匪。 尽管缺乏系统教育背景，陆荣廷却对义这一概念格外的重视，并将其作为组织凝聚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组织方式亦不同于传统匪帮，并非单纯依赖人数优势，而是强调情报与策略运用。他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整行动规模：当得知法军人数较少时便集中出击，当敌方兵力较强时则联合其他力量协同行动。 在作战过程中，他通常亲自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并在战利品分配上保持相对公平，因此在地方民间逐渐获得侠士之称。
在与法军对抗期间，还发生过若干具有戏剧性的事件。 据后来成为其部下的李宗仁回忆，一次法军军官在追击过程中，于树干上发现一张由陆荣廷留下的字条，其内容为：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一试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 该军官起初并未在意，甚至取下字条表示轻视。然而随即枪声响起，其右臂确实中弹受伤，导致其部队随即停止推进并撤退。 类似事件并非个案。另一次冲突中，陆荣廷曾将一名法军俘虏带至此前阵亡士兵墓前，并召集周边村民围观，随后当众处决该俘虏，引发强烈反响。 从现代视角观察，此类行为有着非常明显的暴力特征，但在当时战争与殖民冲突背景下，地方民众长期遭受侵略压力，此类行动往往被视为某种情绪宣泄与抵抗象征。 法军在多次受挫后逐渐陷入被动局面，但仍无法有效应对该武装力量，只得转而向清廷施压，要求官方进行清剿。
清廷遂将任务交由广西提督苏元春，命其负责剿灭该支武装。 1886年夏季，陆荣廷在针对法军的行动中失手被捕。但由于清法之间有相关协议，法军未对其直接处决，而是将其移交苏元春处理。 苏元春接手后，为显示权威并平息外部压力，下令对俘获人员实施斩首处置。 在刑场执行过程中，已有二十三名成员被依次处决。当刽子手走至陆荣廷面前并准备行刑时，刀锋高举的一瞬间，其动作出现短暂停滞。 此时陆荣廷抬头，以极具威慑性的目光注视苏元春身旁人员，其神情之冷峻令人不寒而栗。 行刑者在这一瞬间出现犹豫，刀锋偏离目标，未能立即完成处决。
就在其准备再次举刀之际，苏元春突然下令：住手！这个不杀，放人！ 在做出这一决定后，苏元春神情严肃地审视陆荣廷。他在此前瞬间观察到对方的目光与气势，担忧其未来可能对自身及家族构成潜在威胁，同时亦意识到其具备某种超出一般匪首的组织能力与潜在价值。 在复杂情势之下，他一方面厌恶其长期扰乱地方秩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其在对抗外敌方面的实际作用，并由此产生可用之才的判断。 在救下陆荣廷之后，苏元春开始重新评估其处置路径。 一方面，该人物长期游离于官方体系之外，确实对地方治理造成困扰；另一方面，其武装力量在对抗法国侵略者过程中具有一定成效，并在民间具备影响力。 基于上述矛盾，苏元春在权衡之后决定暂时保留其存在价值，并通过非公开方式与其达成某种默契：在清军即将进行清剿行动之前，通过特定信号提前通报，以便其转移。
随后，陆荣廷在接获信息后率部转移，避免与清军正面冲突，其势力亦在不断流动中逐步扩张。 与此同时，苏元春要求其将从法军获取的部分战利品上缴朝廷，陆荣廷对此亦予以接受。 然而，此种解决方法在边疆官僚体系内部引发严重分歧。保守派主张彻底剿灭，以防后患；另一派则认为应加以利用，以对抗外敌并稳定民心。 双方争论不休，使地方决策陷入僵局。最终，苏元春提出折中方案，即对其进行招抚与编制整合。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先由其亲属进行劝说，并以亲族成员作为人质施加压力。劝说者向其说明当前局势，并提出若继续对抗则前途渺茫。 面对现实压力与利益权衡，陆荣廷最终接受招抚条件，并同意归入官方体系。
表面上这一决定似乎轻易达成，但其背后亦包含现实层面的战略考量：当时其武装已面临多方围困，继续对抗几无胜算。同时，其政治认知仍倾向于承认官方权威，因此将进入体制视为一种正当路径。 被招抚后，他被编入建字营。初期仍保持高度戒备，将所部兵力分散配置以防突发变故。 然而随着清廷在外部压力下持续退让，整体统治力量逐渐衰弱，地方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陆荣廷亦逐步调整立场。 其后，他主动接触孙中山，并加入革命阵营，参与军事行动，对抗袁世凯势力，后曾任广东督军，一度权势显赫。 但由于其思想结构相对保守，在后续更为激进的政治与军事变革中逐渐失去适应能力，最终被曾经部属李宗仁取代，政治生涯亦随之衰落，并留下复杂评价。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